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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满子漫画像，作者 罗雪村 文︱李辉
龙门古镇
二〇〇九年清明时节，人到杭州，演讲之后，我们一起抽空前去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的梅城。
清明时节，走进梅城
我也是旧地重游。一九八一年暑假期间，我与几位同学从杭州乘船溯富春江而上，再次前往新安江水库，然后乘船前往黄山。
我们一行四个人，从上海前往杭州。杭州住过一夜，第二天前往六和塔附近的码头上船前行。沿着富春江、新安江一路前行。途中，我们在桐庐住了一夜。当年我们乘船行程大约两天，之后再次抵达梅城。
梅花城被誉为梅城，以临江一段雉堞半作梅花形故。梅城镇坐落在浙西山区，位于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，北枕乌龙山，南临三江口。
梅城可谓是一座千年古镇，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。梅城原是睦州严州府城的雅称，一九三八年才作为建德县城的正式地名确定下来。
在梅城，我们也在那里逗留一夜。当年我们到此一游的余兴，随江水一直流到今天。
开车两个小时即抵达梅城。在梅城，看到了许多美好的风景，包括竺可桢校长在梅城故居等。
返回杭州途中，兴致仍浓，行至富阳附近，高速公路上有一示意牌，赫然写着“孙权故里，龙门古镇”。我对朋友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古镇前的广场矗立一块巨石，上面镌刻一句碑文：“来这里读懂中国。”充满自豪，气势如虹。再看，原来是何满子先生所题。
“啊，这是何先生的家乡！”惊喜中大声对朋友说。知道何先生是富阳人，却未想到龙门古镇就是他的故乡！熟知他的笔名“何满子”，反倒忽略了他的本名“孙承勋”，忽略他与孙权的家族渊源。
再读碑文后的题跋：“此地为吴大帝子孙千年繁衍之地，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，仔细省察，可读懂中国。”显然，只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，只有深厚故乡情，才能使他写下如此豪迈的碑文。
富阳龙门古镇
“下次见到何先生，我得告诉他，龙门古镇真的很棒！”我对朋友说。
不会再有“下次”了。一个月后，五月八日何满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，享年九十一岁，也是高寿之人。我已来不及向他讲述龙门古镇印象，再也看不到他的总是锐气逼人的目光，也听不到他的直率、充满激情的侃侃而谈了。
上海解冻时节
一九八〇年左右，我正在复旦念书，第一次见到何满子是在贾植芳先生家中。除了他，当时，先后认识的还有贾先生的另外几位朋友王戎、耿庸（郑炳中）、顾征南等先生。
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时，何满子先生与胡风并不熟悉，与《七月》、《希望》杂志也没有任何联系。而且，胡风听阿垅讲何满子抗战初期到过延安，却又离开了那里，为此曾对何满子颇有微词。
何满子先生过往甚密的是贾先生，应该说，他的受牵连入狱，与贾先生直接有关。这也是他俩关系一直密切，来往频繁的原因。
正值历史转折时期，在为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予以平反的日子里，这些曾被讨伐檄文描述为“青面獠牙”的文坛前辈，或温和，或爽朗，或激烈，以不假掩饰的真性情，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。
第一次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正式平反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。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七十六号文件《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<关于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案件的复查报告>的通知》。
通知说：“‘胡风反革命集团’一案，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将有错误言论，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、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。中央决定，予以平反。”
不过，就在这一“复查报告”中，仍给贾先生留了一个“汉奸”的尾巴。于是，这段时间，贾先生再次遇到的不公正，成了他和朋友们谈论的中心话题。
贾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这一期间他和朋友们的往来，详细地记录下来，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转折时节重要文化事件的珍贵史料。
后来，我将贾先生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三年日记，起名为“平反日记”，连同家书等编选为《解冻时节》一书，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如今，再读《解冻时节》，贾先生与何满子等朋友当年的痛苦、焦虑、气愤、申诉等情景，又在眼前——而在今天，有的人觉得他们的故事已说得太多，他们那代人的苦难不值得一提。
甚至，更有人只挑剔他们的过失，从而将制造灾难者的责任化解，将历史的残酷变为娱乐化时尚中的滑稽一笑。
平反文件中，贾先生被留了一个“汉奸”尾巴，他和朋友们为之气愤。在朋友们的建议和鼓励下，贾先生就自己所谓“汉奸经历”的历史真相，向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写去申诉信。在贾先生这段时间的日记里，何满子先生也经常出现。
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：昨日小雨。下午如约去炳中处，满兄已在谈。他们说，文件看到了，在《审查报告》中给我留了一个尾巴：1944年当过敌伪淮海省参议，给郝鹏举写过《兴淮十策》，这是确实云云，并把我（共十一个人）排在最末。他们都很气愤，我听了也很惊异，怎么可以这么干，这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手法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：午饭后，和敏进市区。……游行至炳中处，他尚未归来，在巷口小店吃馄饨及面，小憩；六时到他家，南越已归，炳中随即偕满子同来，他们两个喝酒去了。……满子说，王元化给他打电话，专论及此事，认为不是这么回事，要坚持弄清，说他衷心怀念我，想碰一回头。总之，人们对之持分析态度，不像过去那么整齐划一地盲信了。
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：前天，星期六，天色晴朗。上午全家在小顾家午饭，王戎、满子夫妇同座。满子夫人吴仲华，有二十多年未谋面，今天忽然出现，出乎意外。她并不显得苍老。饭后一齐步行至长春路，南越结婚在此请客；小顾小儿在此当头头（一家饭馆），客人共五桌，四桌都是女方亲友，只有我们一桌是“文人”，尚丁偕外孙也来相庆。
菜甚丰盛。我举杯向满子夫人道歉——由于我和他们夫妇相识，使他们55年、57年都吃苦；我又和尚丁对饮一杯，他也在55年因我的关系，被关押年余，57年又被打成右派，去青海流放四年。他倒坦然。他说：“这些年未被整过的人，倒要注意。”这真是一句名言。相聚至9时散席。
一年之后，贾先生的申诉得到回复，新的文件割掉了留给他的这一“尾巴”，对于贾先生，政治范畴的平反终于结束。
一九八一年，这无疑是贾先生和上海朋友们的一件大事。同一年，对他们来说，另有一件大事：胡风重返上海。
因多年牢狱生活，胡风身患精神分裂症，获平反后，被安排从北京到上海龙华精神病院进行治疗，并由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陪伴。劫后余生，上海的这些朋友们，终于有机会与胡风梅志见面了。
“文革”一结束，胡风的朋友们就开始四处打听他的下落，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有消息传到上海。何满子先生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》中这样回忆当年情形：“这时盛传胡风已死，老贾还唏嘘不已。夏天，鲁藜来，知道阿垅、芦甸均已物故。秋天，曾卓来，这才知道胡风还在人世，后来又从聂绀弩的信中证实了胡风的健在。”
在寻找胡风的过程中，何满子先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。打听到已出狱的胡风梅志在成都的地址后，他立即写信给在成都的小姨子，请她代表他们前去探望胡风梅志。于是，何夫人吴仲华的妹妹，成了第一个前来探望胡风梅志并请他们吃饭的人。
共同的历史灾难，真正将相关者都紧紧连在了一起。谈及自己与“胡风集团”的关系，何满子先生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》中感慨不已：“这些朋友在以前确也没有特别的交情，经过天才的组织家把我们组织成一个共同的集团，经历了命运相同的苦难，仿佛真有了那么一种说不出的‘组织之情’了。”
到上海治疗的胡风需要静养，上海的朋友们遂与梅志先行见面，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。阔别二十五年，劫后重逢，对于他们，这都是一个难忘时刻。贾先生在次日记录如下：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，夜 昨天早上偕敏与李辉出发，我和李辉去看美国图书展览会，敏去小顾家等我们午饭。
看了一上午图书，抄录了一些书名，可用者不多，想是经过了严格的“审查”之故。
11时许出馆至小顾家，老何已在此，他读了《人生赋》，评曰：这是“中众化”的作品，鲁迅为“小众化”，他说像契可夫，说《更下》好些。
饭后，偕小顾去看老耿，曾卓、满子陆续来到，又同回到小顾家喝茶；小李见过曾卓后别去。六时许，梅志偕晓风来，二十八年不相见，她并不显得苍老，比我还大一岁；晓风满口北京话，我已不大相识了，但她说“贾叔叔样子没有变”。张公已住院，医生禁止会客，他的病情到沪后有所进步，他已清楚他来到了上海。……二十五年后，想不到又在上海相聚，历史总是冲破了它的阻力正常前进的。
如日记所述，我陪同贾先生一起参加了他与朋友们的聚会。不过，我想不起来，那天我为何要先行离去，没有留下来等梅志先生到来，因而错过了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。
几个月后，他们与胡风在龙华精神医院的重逢，我更是无缘见证。
据贾先生日记，具有历史性的重逢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：
今日礼拜一，早上全家出动，坐车到龙华病院看谷非兄，他们一家将于月半飞返北京，近十时到医院，诸人已在候，请到一位大夫帮照了几张相，最后我们两家六口合照一幅。他不能多言，但看到我们很高兴，一直望到我们离去，他才去午休。与梅志母女及诸友坐车至曹家渡，在此午饭，算是为她们送行，席上有一条大鱼，由梅志带给光兄一尝。
日记未写出名字的“诸人”，是耿庸、何满子、王戎等人。贾先生在《悲痛的告别》一文中描述他们一起与胡风重逢的情景： 我们进屋时，他还在床上躺着，听见我们和梅志说话的声音，他吃力地挣扎着下床，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。我们也很激动，但强自克制着，强颜欢笑地扶他下床坐在沙发上。
他显出一幅呆痴状，很少发言，只是悄悄地流眼泪，梅志不断地替他拭泪水，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……直到我们离去时，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，兀自流泪不止。我们不能自持了，我们夫妇泪流满面地离开了这个变相的监狱——精神病院。
是的，相隔二十六年之后，我们终于又相见了，我们的泪水里，有着欢欣的激动，而在他的这种激越的感情里，还包含着对因他的名字而遭株连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青年的歉愧之情。但是人们是不会怪罪他的，因为这是历史的恶作剧……
此情此景，今天再读，仍让人唏嘘不已。
回望历史悲剧
大学毕业后，我到北京工作，印象中，多年来何满子先生很少来北京，但在胡风去世前后，他有两次专程赶到北京，与胡风做最后告别。
胡先生忽然病重是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上旬，他住进了友谊医院。被确诊患贲门癌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，不能动手术，只能做化疗、吃中药缓解。医生确定，很难活到十月。对所有朋友来说，这是惊天霹雳，他们纷纷从外地赶来探望。
那天，我去医院看望胡先生，先到附近路翎家中取稿件。他和夫人听说我要去友谊医院看胡风，执意要我带一个鱼罐头去。告诉我，他们刚和何满子一起去医院看过胡风，特地送去新版《财主底儿女们》。
胡风爱吃沙丁鱼，不少朋友都送鱼罐头，一次路翎去看他，临走时，他执意让路翎带走一盒。晚年路翎一直言语不多，这一次却一再反复叮嘱我：“你带去，一定让他收下。你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，就说是你在街上买的，他爱吃。”
带着胡风送给路翎的鱼罐头，我走进了病房，把罐头送给晓风。晓风指着父亲床头柜上的有一盒罐头说，路翎刚才也送来了。罐头旁边，躺着小说《财主底儿女们》——他们不知道，我拿来的这盒，原本是胡风送给路翎的。
后来，何满子先生这样回忆他与胡风先生的最后一面：
胡风住在单人病房，病人的床铺以外，只有一张桌和一张小沙发。胡风闭目坐在沙发上，我进去后只是微微张一张眼，下颔微微点动，示意我坐在他身旁，表明他神志是清楚的。但自始到终不发一言，魁梧的身体已很瘦削，脸色暗青，病魔已把他侵蚀得异常萎顿了。
病房里除了女儿晓风在陪待以外，聂绀弩和周婆派了吴丹丹正在看望他，不久，路翎也带着刚刚印好的第一部的《财主底儿女们》来了，把书捧在他面前，翻开给他看他所写的序言。这时他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张着眼，在路翎指点着书时，他脸上闪过一脉轻微的，如不注意难以察觉的欣悦，但立即闭上眼，不再有表情了。连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时，也只是闭着眼啜入，口唇的翕动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。
这只能是最后一面。六月八日，距确诊还不到两个月，胡风去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将近两个月之后，才由家属和朋友们自己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。
再过几个月，在胡风逝世七个月后，正式的追悼会才在北京举行，应家属要求，文化部同意请部分因胡风而受难的主要人员来京参加追悼会。
何满子先生又一次来到了北京，与他同行的上海朋友有贾植芳、任敏、耿庸、王戎……由文化部统一安排，外地来人都住在西直门外一个并不起眼的上园饭店。
1986年1月，参加胡风追悼会的“胡风分子”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。右侧为何满子。周海婴 摄
追悼会之前的一个晚上，大家汇集在饭店的会议室，由何满子先生挥毫抄写挽联。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与书法功力，在朋友中属佼佼者，由他来写挽联，堪当重任。
房间很静，空气显得凝重，除了偶尔就挽联内容议论几句外，大家很少说话。我们站在一旁，注视着何满子先生挥洒哀伤与悲愤。
第二天，追悼会结束后，梅志请大家一同到家中吃饭——这是迄今为止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。
饭间，互相敬酒之后，何满子先生忽然站起来，背对阳台，面朝所有人大声提议：“来，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们干杯。”高亢语调中，我听出了悲愤与凄凉。
一些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名字：方然、吕荧、郑思、彭柏山、满涛、阿垅、卢甸、黄若海、张中晓、王皓……
就在这次聚会之后，我开始确定研究方向，想趁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健在时，首先做好史料搜集和口述实录，以便为未来的写作做准备。
何满子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。一九八七年，我去信请他回忆被捕的细节，没想到，他写来一封非常详尽的长信。信如下：
李辉同志：
六月十一日来信收到。因近日忙于研究生答辩，迟答为歉。
你所需要知道的情况，简述如下，事实非常平淡，几乎毫无戏剧性。
五月十三日舒先生所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，我感到了一点紧张气氛，但我自感即使有事情，也牵连不到我。十五日，星期天，王戎到我家，十分紧张，说他已作交代，劝我也交代和“集团”的关系。我说我与“集团”有什么关系？他说，他是奉了吴强（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）之命来叫我交代的。我未予理睬。这是第一个朕兆。
但我仍觉得无论如何牵不到我，当时我住在利西路44号，是一幢花园洋房，几家人共住，有电话。星期一（十六日）我外出回来，邻居告诉我，市委宣传部姓吴的，打电话来，约我去一谈。我心里就料定是吴强，心想素无来往，要谈，他可来谈，他有的是车，何必要我去；当即打了电话去，吴不在，托接电话的人转告吴强，要谈请他来。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。这是第二个朕兆。但当时仍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。
次日晨七时，我刚起床，全家也都正在梳洗，门外有敲击声，我小女儿的奶妈开门，进来的是两个便衣，未等我问来意，就问我名字，宣布：“你被逮捕了。”我一怔，问：“犯什么罪？”来人说：“你自己清楚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清楚。”一人说：“去了就清楚。”于是取出逮捕证，是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。接着用手铐将我铐上。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人，警服，将我带出。那两个便衣留下。（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人是在我走后进行搜查罪证）。
门前停有一辆小汽车（花园内的门，不是栅门外），我被拥进车中。其中一个警衣者再上楼去交代（或请示）了片刻，下来后才开车。车出门外，总算去了手铐。车子东转西转（这是特意如此，不让我知道所去的地方），大约开了至少一个半钟头，才又在一条马路上停下。从一个小门中把我带进，我看手表，其时已近十点。
进入一间过道式的房子，命我坐下。引来一个人，问我早餐否？我说没有，也不想吃。其人说：“我们对犯人也‘革命人道主义’，饭你要吃。”进去张罗了一下，端来一碗面条。
这时，人们大概在办什么手续，决定关押在什么地方之类。大约十一时，才又由押我来的两个警衣人带出，乘原车到那房子附近的一幢楼房，由大门驶入。在一间办公室，命我将身上的钱、笔、手表、皮带、鞋带，一律取出。开单，命我点数签字。我还点什么，签字就是。接着我被关入一间单身小房，有地板，但无光，整天开电灯。并给了毯子和被子。
我的牢狱生活从此开始。下午，我从要香烟的声音，听出了耿庸就关在我里边的一间中。我在此屋关了三天，才开始提审，而且换了一间有两三个案情不同的人的合居房间，以后并不断换房。（后来知道关的地方是建国中路卢湾区的公检法办事（公、检、法联在一组房间处）。 情况就是如此，至于心境之类，我不絮叙。你要写起来，可能枯燥乏味之至。梅志来信，说某出版社要当事人每人自述一篇，结集出版。不知与你的是否是一回事？
因忙，匆匆写此，祝
著吉
弟 何满子
6月22日（1987）
正是在像何满子先生这样一些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，我才能很顺利地完成一系列采访，并写出了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一书。
想想自己，当时胆子也够大，还不到三十岁，缺乏一定的历史准备，居然敢动手做如此大的写作课题。
我总说自己进入大学后是个幸运者，常常得到前辈们的厚爱与慷慨，这些前辈中，就包括在上海时期经贾先生介绍而结识的何满子、王戎、耿庸等先生。
对年轻一代厚爱与慷慨，却不意味着何满子先生是个“老好人”，相反，他性情耿直坦率，议论时政，臧否人物，从不掩饰，落笔犀利激烈，甚至火药味浓。为此有人激赏之，也有人批评之。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然而，没有了他，我们会感到冷清与失落。
他的有些观点和行文风格，有的我并不赞同，但是，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。君不见，正是他的特立独行，正是他的一篇又一篇犀利激烈的杂文，使三十年来的文坛，多了堪可珍惜的阳刚之气，多了野马奔腾的粗犷，多了拔剑四顾的苍凉。
对何满子先生的坦率与耿直，我有切身感受。一九八八年冬天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发表后，何满子先生一方面肯定我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有尖锐批评。他先请贾先生写信转告他的意见，大约一年后，又直接来信再谈己见：
李辉兄：
从王戎处知道你的书又将重版，并说起我对此书有意见。我前曾把我的看法告诉贾兄，请他转告。关于写到我的部分，有几点事实上的出入：①我没有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过，当梅林、耿庸等到新文艺去时，我仍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，与贾兄一道；②在释放时，工作人员没有（你想他们怎么肯这样说）对我说：“你过去是革命的。”当时只是说：“你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，我们花了不少钱，飞机火车，还算对你了解了。这对你也有利嘛。”言下之意当然是历史清楚，倾向尚好，没有反动的劣迹；③释放后至去宁夏前，我并未与王戎等人经常来往。当时惟一接触颇多的是耿兄的夫人王皓，她在自杀前在上海文化出版社，办内刊而要求我帮忙。其他的人顶多只是见过一两面。
以上是具体事实出入。全文总的意见大致有两点，恐怕也不大容易改好。①在你的叙述中，不是将这些人从他们各自的道路上出发，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保持各自独立的见解，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，而是好像真是一个集团，八方配合，有组织的对抗和进行。这不符事实。这正是案件制造者一贯宣传、企图在群众中造成的印象。你的文章正好支持了案件制造者的设想。这点影响可能不好。②在亲近的家属中竟没有余明英的情况，和其他几个受害者的比较中更显出对她遗漏的不应该。
以上两点，可能许多朋友都有共同观感。第一是可能只能从字面稍作改动，要扭转来较费力；第二点作些补充大概是较方便的。
我以为贾兄已告你，故未再写信。现仍将所见率直奉告，请参酌。耑上，候
撰安
弟 何满子 拜
（89年约10月）廿六日
虽然我并一定同意何满子先生对我的第一点批评，在如何还原历史的处理上，彼此可能有不同理解和想法。但能够得到他如此坦率和具体的指正和修改建议，我更感到前辈的一种信任。多年来，正是在这样一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滋润下，我感到生命的充实。
十几年后，二〇〇三年，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拙著，我寄赠一册何满子先生，他当即回信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来信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细节：
李辉兄：
收到惠赐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新版本，感谢无限。认真读了新增入的《风雨中的雕像》，写得很好，比正文更出色。
你大概不知道，你在385页上，写的香港《开卷》上那篇署名“徐盈”的文章，是我写的。原来署我的另一笔名“韩盈”，因此文是一位我与耿都认识的徐大椿女士赴美经港带去的，故改成她的姓。据说，这篇小文起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据李一氓谈，当时中联部（他们注意这类港台资料）曾印在内部参考材料上供参考过。梅志知道这事。附告。
再次感谢赠书。匆祝
撰安
弟 何满子
4月11日（2003）
何满子先生所谈“徐盈“文章，我在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：
1980年，胡风在北京与朋友含泪重逢时，海内外舆论界已经在关注着“胡风集团”的平反进程。
1980年5月出版的香港杂志《开卷》2卷10期，发表了徐盈在美国的演讲纲要《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中的轴心》，集中谈到了关于“胡风集团”彻底平反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：“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。——以后的‘反右’和‘四人帮’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，规模虽然更大，但就严格意义上说来，已不属于文字狱的范围，而是政治性事件了。”
作者认为对胡风集团一案如何处理，将关系到文艺界是否真正团结、是否有前途。他写到——
“但是，中国文艺是否还有前途，中国能否真正安定团结，就要看宗派统治是否能得到彻底铲除；那试金石，首先就是要看胡风案件是否能得到彻底平反。因为这是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的轴心。这并不是要不要‘向前看’的问题，也不是要‘翻老帐’，而是因为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，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，文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。看来，阻力仍相当大，这还得经过相当曲折艰苦的斗争，但前途应该是光明的，否则，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记得当年写作时，读来自香港的署名“徐盈” 这一文章的剪报，我曾猜想作者是否为《大公报》名记者徐盈，还为他能在美国发表这一演讲而钦佩。何满子先生的来信，为我解开了一个谜。
却原来，机智的何满子先生，他以杂文家的想象力，虚构出这样一篇演讲，在中国历史转折之际，为乍暖还寒的文坛再洒融雪剂，从而使胡风，使满子先生本人及朋友们的解冻加快了速度。
事过境迁，一个细节的还原，为沉重的悲剧抹上了一份喜剧色彩。走笔至此，我分明看到满子先生面对历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——他笑到了最后。
旧作上的题跋
在一九五五年陷入逆境之前，何满子先生一共出版过三本书：《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》、《论儒林外史》、《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》。自二〇〇三年开始成为旧书网的常客后，我先后觅得《论儒林外史》的两个不同版本和《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》一种。每次买到后，我均寄何满子先生请他题跋。
之一：《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》，上海出版公司，“中国文艺研究丛书”，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，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二次印刷。字数57000字，印数7000册。
何满子先生题跋如下：
此书为我早年涂鸦之作。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态氛围下，缺乏不投时好的觉悟，率尔议论，思之常感愧恧。深盼其能绝迹于人世为幸。不意李辉兄竟觅得一本，重读之不胜汗颜，非仅通常“愧少作“而已。但此为既成事实，只能深自任咎也。〇四年六月 何满子识
《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》
何满子《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》题跋
重读旧作，何满子先生极为认真。他在不少地方用红铅笔画上了红道。以下为他画上红线的部分文字：
1，其实这种借题讽世之词，不过是他未获委用的酸葡萄情绪的发泄罢了。由于怀才不遇之感，这颗自叹不幸的“蚌外之珠”便发而愤世嫉俗，成为狂生；发而孤芳自赏，成为傲士。（43页）
2，他的人生态度，是灰色的，冷眼旁观的，清客式的，游戏人间的。他把人生看作梦，看作舞台，而他则是游手好闲的一个票友——带着凄惶味的插科打诨的演员。（45页）
3，对他所敬慕的朋友如王斲山者，尚且如此油腔滑调，陶情笑谑，则对他人他事，亦必卖弄机智，到处插科打诨以娱己娱人。……以谈说悦人，佐人饮酒，这分明是帮闲清客的行径。……其名其文是离不开其人生态度的，而人生态度又决定其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。虽至刀架在脖子上，依然要发“斫头最是苦事，不意于无意中得之”这类玩世的自嘲，实是插科打诨的本性难移之故。（48—49页）
写作该书，作者称是受了鲁迅的启发。书末写道：“鲁迅先生对金圣叹是否定的，他评金本《水浒传》，只说了‘惟字句亦小有佳处’一语，别无一字之赞。其高见卓识，实在令人钦服。写完本篇时，不禁对这位‘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’兴起由衷的崇敬和感念。”作者这样评价金圣叹：“在封建士大夫阶级中的正统派眼里，金圣叹自是一个狂狷之士，一个不安分，不走正路的左道旁门。”
在我看来，该书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杂文，而非严谨的学术论述。上面所引画红道文字，集中表明作者更像一位锋芒毕露、不留情面的斗士。
诚如他在题跋坦言，此乃“机械”氛围下的作品，难免“愧少作”。
之二：《论儒林外史——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》，上海出版公司，“中国文艺研究丛书”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，字数39000，印数16000册。
该书内容提要写道：“本书内容分九章，分别探讨了我国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的高贵的品质、伟大的良心，他的不愿和封建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超拔精神，他的观察生活、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，以及他的不朽的巨著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，这部巨著的内容在今天对于我们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。同时，也有力地批判了实验主义论者对吴敬梓所作的不恰当的评价，澄清主观观念论者的谬说。”
何满子先生题跋如下：
此为五十年前旧作，出版方半年，即被胡风案株连入狱，从此告别文字生涯廿余年。五十年前之书，存世已罕，李辉兄竟觅得一册，重睹此书，不禁感慨系之。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何满子
我还另买到《论儒林外史》一九五七年的新版，改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何满子先生题跋如下：
此为本书第二版，初版一九五四年出版于上海出版公司。两版均已难得，今李辉兄觅得，亦奇遇也。但本人则徒惭少作之幼稚焉。何满子，〇三年二月
新版《论儒林外史》的重要，在于为了解满子先生的经历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。即，曾被作为“胡风分子”而被捕的他，一年后被释放，适逢一九五七年春天的鸣放时节，他又获准出版旧作。
在三月新写《后记》中，开篇写道：“这是五四年的旧稿，最近新增了三题，通篇并作了一番修芟，但读书有限，识见不广，仍然只得以疏漏的面目献给了读者。”
对于他，这是突遭厄运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，虽然书的面目“疏漏”，而在当时情形下就一个文人的政治生命而言，此书的新版无疑是一种完满。不过，谁也没有料到这“完满”转瞬即逝。
三本书中我未买到《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》，不算完整。如今，即便有幸觅得，斯人已逝，又如何求先生再题跋于书呢？
惟有叹息。
又回故乡
回到龙门古镇。
难以理解，在这个有着辉煌历史传统的村落里诞生的孙承勋，舍弃诸多足以“光宗耀祖”的名字不用，却为何选择了被伤感悲哀浸泡得格外沉重的“何满子”三个字作为笔名，陪伴自己走完漫长人生？
从古到今，“何满子”在诗歌中，无不与苦难与痛苦相关，最有名者莫过于白居易的诗句：“世传满子是人名。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叠，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
他还这样注释说：“开元中，沧州歌者姓名，临刑进此曲，以赎死，上竟不免。”何满子先生自幼熟读经典，白居易的诗句和“何满子”的典故，他不会不清楚。可是，他却选择了它。
于是，孙承郧从龙门古镇走出，何满子向世人走来——一个桀骜不逊、坦荡无畏、不惧是非的执拗文人，充满自信地走来。
磨难却不期而至，将他笼罩。历史悠久的“何满子”典故，因这个人的遭际而在二十世纪多了新的浸泡，多了名字与命运的巧合。
何满子先生离开龙门多年，重返故里生活则是在命运多舛的一九六六年秋天。不是衣锦还乡，更谈不上光宗耀祖，而是以戴罪之身从上海被遣送龙门。他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》回忆说：
这时，我收到吴仲华从家乡的来信，诉说她在乡间也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、抄家和凌辱。信是拆开了的，显然被检查过。9月底，红卫兵便向我发出了驱逐令，张贴在单位院内的广场上。
内容大致是：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、右派分子、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满子，在家乡有极大民愤，当地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押解回乡批斗，特下驱逐令，于二十四小时内押解回乡，云云。……下驱逐令的次晨，我就被押送回原籍乡间，一直放逐到1978年冬天，共十二年整。
何满子先生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，还讲述过自己在家乡被批斗的故事。说是批斗，但因为都是姓孙的本家，碍于情面，往往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对他的批斗，总是戏剧般收场。
有人大声宣布：“何满子是胡风反革命分子，罪大恶极，自己交代。”
他上台交代几句。
“不彻底！”本家们齐声高呼。
“那让他认罪。”
他朝着观众三鞠躬。然后，随即有人宣布：“好，散会。”
日子艰难，却少了在城市单位里的严酷无情。在一个疯狂的时代，满子夫妇在家乡龙门住了将近十二年，直到一九七八年解冻时节的来临才返回上海。
谈到故乡的十二年生活，满子先生写道：“乡村的劳动人民确实很厚道诚朴，即使对我这个‘朝廷钦犯’也照顾帮助，比起上海的牛鬼们来，我受的折磨要轻得多……”
故乡以这种特殊方式，为受难的何满子提供了温暖。
故乡难忘。可以相信，当晚年的他题写“来这里读懂中国”时，他没有忘记龙门古镇的一切。
如今，何满子先生已魂归故里。
“一声何满子，落泪在君前。”千年龙门古镇，你看到了归来的游子吗？
来源：六根
荐稿：陈同生 编辑：吴勇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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